朝鲜战争

24 Sep 2021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读书摘记】

• 沈志华：《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Table of Contents

•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
•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 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 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 补注

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

三八线的划定，对于美苏双方来说，从一开始便有其深远的政治考虑，虽然表面上问题是从军事角度提出来的；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断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 —— 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就表现为三八线的划定。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作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作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 · · · · · ·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于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 · · · · · · 在1949年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原文脚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应该指出的是，从档案文献看，斯大林与金日成并没有直接谈到发动战争的问题。） · · · · · · 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原文脚注：1949年6月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53-257页；1949年6月24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70页；1949年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71-274页。）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原文脚注：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40-242页。）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原文脚注：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262-269、280-282页。）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 · · · · · · 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 · · · · · ·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令人感到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是必然结果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¹，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原文脚注：关于这一看法的详细论述见笔者提交“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说：“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

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1000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原文脚注：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郑仁甲译自韩文）；Paik Nak-chung，“From the Korean War to a Unified Korea,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Nov. 19，1991，Korea Journal；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 · · · · · 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收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原文脚注：在1949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而毛泽东早在1949年12月已经考虑军队从事生产问题，1950年4月则提出了开始军队复员的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12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82-183、310页。） · · · · · · 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朝鲜战争。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²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 · · · · · ·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 · · · · · · 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原文脚注：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 —— 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原文脚注：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19-229页；1949年6月4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电。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Park Mun Su，“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Korea Observer，Vol. 25，No. 3（Autumn 1994），p. 348。）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原文脚注：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朝鲜战争俄档》第1卷，第133-134页；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14-216页。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存在“南方的威胁”。）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绝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削弱了。（原文脚注：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³。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科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

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 —— 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 —— 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 · · · · · 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远东地区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原文脚注：参见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原文脚注：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 · · · · ·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 · · · · · · 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

1. 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
2. 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

· · · · · ·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1. 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2. 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
3. 万一美国进行干预，斯大林的对策是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

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原文脚注：苏联外交官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 and Litai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147。）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

1. 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2. 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
3. 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原文脚注：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p. 153、163。）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 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
2. 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
3. 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
4. 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原子弹，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 · · · · · · 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原文脚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据1967年英文版译），第3、20页。）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原文脚注：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 —— 未透露的内情》，第55页。）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原文脚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265页。）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 · · · · · ·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原文脚注：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 —— 布雷德利自传》，第693页。）

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 · · · · · · 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月27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原文脚注：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回忆，6月25日晨他曾与联合国秘书长及助手商议，如果苏联代表下午返回安理会并使用否决权，他们一致认为可在48小时内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解决这一问题。见Francis H. Heller ed.，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Kansas：Regents Press for th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7，p. 22。）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 · · · · · ·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6月29日美国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的考虑是：

1. 可以使用空军轰炸三八线以北的运输线，破坏军需供应。
2. 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部队便可越过三八线与之作战。
3. 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恢复原来的分界线。

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以及受到他们观点影响的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极力主张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们认为应该命令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倘使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他的军队将不跨过三八线追击。（原文脚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 —— 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尼采还在接到杜勒斯的备忘录后，召集政策设计司进行紧张讨论，并于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美国政策问题”报告。 · · · · · ·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三十年后重温这份文件，可以发现这里充满了远见卓识，可惜当时未得到广泛的赏识。（原文脚注：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 —— 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然而，可惜的还不止这一点，问题在于这个似乎论证有力、考虑全面的报告，最后还是留了一个尾巴：“倘若军方有把握在三八线以北取得胜利，就应该设法使美军北进并取得联合国相应决议的支持。”（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 449-454。）· · · · · · 正是这最后一笔，把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留给军人去解决了。

7月31日，国防部也拿出了他们的意见，即“对朝行动方针备忘录”。备忘录确立了三个假设的前提：

1. 美国将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占领整个朝鲜这个目的，并增强在所有战略重要地区的军事地位。
2. 苏联将不在朝鲜或其他地区进行干涉。
3. 将由总统宣告，国会同意，并由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朝鲜为美国的作战目标。

实际上，这里面只有一个苏联干涉的问题，因为第一点从军事上，第三点从政治上，美国本身都可以做到。 · · · · · · 国防部还从军事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案：即只占领北纬40度和38度线之间的交通要道和包括平壤在内的中心城市，然后再划出“非军事区”进行“政治解决”。（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 508-509；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凯南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召到国务院做顾问的，看到自己的意见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心灰意冷，终于决定离开国务院去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但行前（8月21日）他还是给艾奇逊留下一封信，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再次提出美国尽早从朝鲜脱身的问题。凯南的基本论据是美国的力量“做不到把朝鲜永远排除在苏联影响之外”，从长远来看，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历史上日本在朝鲜所起到的抗衡苏联的作用。凯南认为：“在俄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压力下，朝鲜不可能真正取得独立。从我们的利益考虑，日本统治朝鲜比俄国统治朝鲜有利。但目前日本太弱，无法与俄国竞争。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日本。日本的实力和声望恢复以后，就要重新在朝鲜发挥影响。”而眼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与俄国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触”，美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同时从南韩撤退，由“联合国对朝鲜实行至少一至两年的有效控制，为此，联合国可以使用其他亚洲国家的部队来执行这一任务”。（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 625-627。）

8月25日，杰赛普、腊斯克、希克森和马修斯等国务院高级官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认真讨论了“越过三八线问题”。 · · · · · · 9月9日，即在杜鲁门批准“烙铁行动”（仁川登陆）计划的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及上述会议的建议，起草了“对朝鲜行动方针报告”。该报告经杜鲁门9月11日批准，确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其要点如下：

1. 美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合法基础”，只要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就应授权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但事先必须取得总统批准，并经过与盟国协商。
2. 如果中国和苏联同时介入，麦克阿瑟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
3. 如果中国介入，除不应与中国军队展开全面战争外，可以考虑授权麦克阿瑟在积极抵抗中国军队的同时，在朝鲜之外进行海空战斗。与此同时，应向安理会提出“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案。
4. 如果中苏均不介入，北朝鲜军队溃败，应在与盟国协商后，向北朝鲜军队提出“投降条款”，若遭拒绝，则摧毁之。但在沿中国和苏联边境地区只能使用韩国军队，不得使用美国军队。
5. 经过改组和改革后，承认“韩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
6. 在朝鲜实现“稳定”、“统一”和“真正成为独立国家”之前，联合国军应继续留在朝鲜。（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 712-721。）

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第81号文件内容制定的命令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当天，即9月15日，“烙铁计划”开始实施。仁川登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举获得成功，的确是麦克阿瑟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从而给麦克阿瑟带来无上的荣耀。麦克阿瑟因此而得到的声誉和威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在政府决策时发言的分量。 · · · · · · 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围攻汉城的时候，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员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议，要求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马歇尔正式下达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 · · · · · · 据顾维钧当时得到的“密讯”，“美国当局鉴于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朝鲜战局已有好转，他们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结束，藉以影响舆论，赢得选票。”（原文脚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55页。）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有意制造要由联合国决定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舆论，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麦克阿瑟准备的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八国提案的当天，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同一天，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五角大楼向杜鲁门建议，要求修改9月27日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该建议经杜鲁门批准后于10月9日作为命令发给麦克阿瑟：

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原文脚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 —— 布雷德利自传》，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 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如果说美国对莫斯科的态度十分关注，判断也非常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反应却十分轻视，判断也是非常错误的。战争之初，白宫一方面认为中苏结盟后，北京是听从莫斯科调遣的，因此苏联的态度就可以表明中国的动向；另一方面认为新中国的军队经过多年征战，人困马乏，不堪再战，况且对手又是拥有最现代化装备和海空绝对优势的美国，因此，中国必不愿出兵。 · · · · · ·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 · · · · · · 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如果我们没能作出像6月27日声明那样的反应的话，共产党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但“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 D.C.：GPO，1977，pp. 363-364。）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信，中共军队目前不会入侵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明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 D.C.：GPO，1976，p. 429。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420页。）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 742。）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原文脚注：斯通：《朝鲜战争内幕》，第118页。） · · · · · ·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⁴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 · · · · · ·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原文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 · · · · · 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

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早在1949年1月，李立三、周保中与崔庸健等人就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在哈尔滨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中共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的问题。会议决定到1949年底以前把中共第四野战军中的28000名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49年5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平，金一此行的基本目的是要求把中共军队中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毛主席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到1949年7-8月，四野中以朝鲜籍战士为主的164、166师回到北朝鲜。这些战士回国后组成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原文脚注：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 109-110。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第一章。）1950年1月，金日成又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来，要求把中国军队中的14000名朝鲜籍士兵接回国。经过谈判商定，中国方面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朝鲜人民军。接着，金光侠又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返回。经聂荣臻请示中央，1月22日批复同意。

据冈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说，1989年苏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档案中查找有关战争的档案，并发现一份1956年4月毛泽东同米高扬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回忆起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原文脚注：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 326。）但根据苏联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并没有与斯大林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会谈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大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原文脚注：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6页。）

根据师哲的回忆以及最近披露的苏联档案材料，我们知道，金日成在访苏后确实来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具体时间是在1950年5月13日至16日。（原文脚注：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年1月5日第6版；Kathryn 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 2，No. 4（Winter 1993），p. 442；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 330；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8-89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是5月12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第68页。）在金日成和朴宪永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便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朝鲜领导人首先通报了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中国的同意。 · · · · · ·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毛泽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的可能性问题，他甚至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 · · · · · · 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 · · · · · · 金日成访问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要求中国同意他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计划，他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原文脚注：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 146。）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他的进攻计划。在此之后，中国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具体计划。据师哲回忆，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原文脚注：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土地改革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中心工作之一，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据萧劲光回忆，6月30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样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 · · · · · · 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原文脚注：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第72页。） · · · · · · 6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复原委员会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原工作。（原文脚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76页。）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 · · · · · · 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会议作出决议：限7月底将四个军四个炮兵师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华为副政委的指挥机构；进行后勤、兵员补充准备及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准，立即执行。（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 · · · · · · 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 · · · · · 对于战局严峻的估计，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军事部署，也开始明确提出了入朝作战问题。8月26日，周恩来召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与前次会议比较，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增加了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干部。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原文脚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25页。） · · · · · · 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要先有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原文脚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毛泽东在8月27日给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人⁵的电报中，虽然也谈到“应付时局”问题，但目的还只是让这些地方负责人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4页。）可见，从当时国家决策的角度看，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9月15日美国果然在仁川登陆，并一举成功，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也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赴朝熟悉情况，看察地形，作战场准备。这一建议本是东北边防军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来一直压下未批，这时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赶赴平壤。路过沈阳时，高岗给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泽东的来信，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原文脚注：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仁川登陆以后，斯大林曾来电询问中国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援助朝鲜。（原文脚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 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92-493页。） · · · · · · 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也直接派人来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中国出兵赴朝参战。（原文脚注：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 · · · · · ·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说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十二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北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在美国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这份电报，而有的是另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笔者为此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保存的档案中确有毛泽东亲笔起草的这份电报，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本人当时是决心出兵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将派兵入朝作战。但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此事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并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⁶。（原文脚注：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理由主要是：

• 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
• 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 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
• 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情绪等等。（原文脚注：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01-402页；彭德怀传纪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21页。）

由于气候原因，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飞抵北京。赶到会场后，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发言⁷。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泽东有意通过彭德怀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因此，谈话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当彭德怀表示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并愿意带兵出征后，毛泽东颇为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这时，彭德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所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才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原文脚注：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1-403页。）

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提出，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看法，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原文脚注：徐焰：《第一次较量 ——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第24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 · · · · ·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⁸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3-545页。）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做出派兵入朝的决定。

周恩来10月8日离开北京，因飞机中途停留，于10日到达莫斯科，11日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休养地。当天下午举行双边会谈，据师哲的回忆，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斯大林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认为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
2. 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
3. 周恩来阐明中国出兵的困难：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等等。
4. 斯大林建议，如果中国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将主力部队撤到中国休整，以利再战。（原文脚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 师哲回忆录》，第495-498页；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

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原文脚注：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页。）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 · · · · ·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原文脚注：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 201-202；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5-406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6、558-560页。）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斯大林得知了中国的决定之后，于10月14日给什特科夫发出急电说，“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中国人已最后做出向朝鲜派出他们的军队的决定，我很满意这个有利于北朝鲜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您不必考虑以前我们的高级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原文脚注：Park Mun Su，“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Korea Observer，pp. 369-370。）这个“建议”显然是指在此之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一旦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苏联就将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

毛泽东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 · · · · · · 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原文脚注：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第407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第87页。）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原文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8页。一般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时间是10月19日。但据最早赴朝参战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回忆，他的部队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两批从辑安渡口入朝的。见董玉荣：《志愿军42军赴朝前后》，《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页。）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

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原文脚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2、326页。）

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 · · · · · ·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 · · · · · 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原文脚注：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p. 147。） · · · · · · 然而，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北朝鲜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绝不愿意公开表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支持。当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进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中的苏联顾问。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

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在7月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巴加诺夫印证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原文脚注：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 6-7，Winter 1995/96，p. 88。） · · · · · · 周恩来关于中国已经在东北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显然是在应付斯大林，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关于这方面的部署还未付诸实施。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和苏联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回来守卫汉城的东面和东北面。

9月28日金日成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承认局势是严峻的。会议决定：

1. 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采取非常措施把最高统帅部和民族保卫省的职能合并于金日成一人手中，并建立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部，以保证军队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 根据金日成的计划，采取紧急措施立即组建15个新的战斗师，除当时正在朝鲜北方进行组建的6个师外，再从东南战线撤回的残余部队中重新组建9个师；
3. 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而一旦敌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毫不迟缓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还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 · · · · · ·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由毛泽东签署的，而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日电报的答复：

“ · · · · · · 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战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1950年11月23日，在北京的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原文脚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31-33页。）周恩来则在内部报告中把这个建议称之为美国通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原文脚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05-106页。）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并非为美国所鼓动。杜鲁门总统因战场上的失利正在气急败坏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英国政府则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首相不得不宣布要亲自赶到华盛顿安抚美国人。（原文脚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 1261-1262；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72-474页。）

补注

Last updated: 2023-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