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05 Sep 2021

深林有歧途， 败叶掩足印， 举步入荒径， 只为少人行。

【读书摘记】

• 第一部分 —— 许倬云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简体中文版。本书英文版 —— China: A New Cultural History —— 由Timothy D. Baker, Jr.和Michael S. Duke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6月出版。
• 第二部分 —— 许倬云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简体中文版。

Table of Contents

•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 序
  •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 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纪）
  •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上篇（15世纪—17世纪）
  •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 第八章 百年蹒跚（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 后言
•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 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 补注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序

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

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融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退¹。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1. 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会进而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²。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资料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等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 —— 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铜制品，原始铜制品与青铜铸件各地均有出现，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铜制品早于东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有迅速的发展了。商代的青铜铸件，种类多、数量大、水平高。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时间不过数百年，青铜工艺的进步速度，相当可观！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 —— 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及资源的交换。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梯人在西亚建国，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雅利安人移入。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中国虽地处东亚，但中亚是开放地形，中国承受这些族群移动的影响，遂有了用车的知识，又配合自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制陶工艺，也迅速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接受外来信息的刺激，在自己固有技术上，激发创造性的转化，是人类历史上常见之事。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中国地区发生的许多变化，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商人卜辞中，周人似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周、商王室之间也有婚姻关系。凡此，其实是小国毗邻文化优势大国时的常见现象，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周人以这样一个地位，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周人没有为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尚书》中的几篇周初文献，处处都在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他们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收纳逃亡 · · · · · · 这些罪名是否完全属实，以及是否足以拉垮一个强大的王国，都还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 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后来孔子的思想变成中国正统的思想体系时，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郭店文书的时代，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当然比《礼记》成书的时代早了很多，因此《礼记·中庸》的那段话，可能正是从郭店文书中延伸出来的。恰好在郭店文书中找到这个遗失的环节，才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命，什么是性。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在孔子之前，并不是没有“仁”字，但其意义一部分是作为知觉，像仁与不仁是有知觉与没知觉、麻木与不麻木的意思；仁与不仁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美好与不美好。《诗经》中形容一个很俊美的男子驾车来的时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景象。“仁”这个字不表示人的内心特点，也不表示每个人人性的基本内容，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感觉，也形容外表。但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每个人有一种禀赋，这种禀赋是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人性是天生的，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

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又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我界定的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

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只有都护监督，西南夷及匈奴，都有所谓“归义”的豪酋。这一制度，沿袭为唐代的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明白可见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构，则肇始于汉代。

强干弱枝，常是中央政府的策略，但是，一旦中央核心有了问题，地方势力即会向中央挑战。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之间，有其紧张的关系；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商业之间，也有其紧张的关系。汉代的社会与政治之间，有对立，也有互济。家族组织为前者的主要成分，更是与政府冲突的焦点³。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史记·货殖列传》即已有相当清楚的描述。这一道路网的干线，以长安与荥阳为两个中心，联成一条中原地区的东西干线。

• 西侧有联系河套的直道、南向四川的褒斜道与子午道；
• 中间有北达晋北，南走南阳、荆州（汉水—长江）的南北大道；
• 东侧有太行东麓的大道及南下直入长江下游的大道。

东西干道东端入山东，西端入河西走廊；四川的干道，在通西南夷之后，又可进入西南；中线的南向大道路，过长江进入华南；东侧的南线，则过了长江下游，分别进入今日的江西与福建。

中国文化的上层，是知识分子以理性和逻辑思辨建构的宇宙论、知识论与伦理观念。各家学派虽有异同，却无不以人间为其关怀的主题。同时，人间的秩序又叠合于宇宙秩序之中，成为套叠的复杂系统。于是，天地之间，凡百事物，都只在人间层次见到其意义。这一系统，正如帝国的政治秩序一样是整合的，也是统一的。另一方面，本节描述了民间的宇宙观：那是由远古流传下来，对生命的珍惜与依恋，对不可知神秘力量的畏惧与尊敬。气与精，都不仅见于活着的生命，也是生命本身所象征的能量与其体现。世上各处，无不有种种灵异之物，代表这种生命所系的精气。人间的生与死，无非生命的不同方式，死后的生活还是现世生活的延伸，由动归于静，由变化归于永恒。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人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⁴，有了教主与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为宗教 —— 而且可能是凌驾政治权威的宗教！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在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仅有了宗教，而且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

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纪）

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汉代地方政府，首长由外籍人士出任，掾吏则由本籍贤良出任，这些地方政府的幕僚，其登用与执行职务，必须有当地宗族支持，形成地方层次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的宗族，以“孝”的理念维持其凝聚能力，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

梵文经典是以多音节的语言撰写，印度文学有咏叹唱赞的口述传统。梵文辞句译为汉语，必须用一个个单音节的汉字来代替拼音字母，传达一些专门名词或只可意会的观念。这一需要，逐开启了中文的“翻语”，翻语也称作“语”、“反音”、“翻切”或“反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每一个中文字的字音可以分解为声母、韵母和声调。拼音时，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如“田，徒年切”，“田”的字音，由“徒”字的声母和“年”字的韵母及声调拼出来。声母和韵母与今日所谓的子音和元音虽然都用来拼音，却是不同的概念。有了韵母的观念，方可出现更为妥切的押韵 —— 而押韵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成分！

隋唐时代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当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多，一是交通方便。前者提供消费市场，后者加强交换机制。先就人口增多一点言，南北朝的户籍制度极不健全，尤其户数与口数的比例极不相称，自然是由于隐蔽人口逃避赋役所致。而且，中国土地上经常有两个或更多的政权并存，全国总人口数根本不存在。隋代统一之后，检括户口，所得户籍资料，以大业二年（606）的统计，全国约有九百万户，四千六百万口。这个数字，当属南北朝转变为统一帝国时的户口数字。其后各个时期，户口数字或有起伏，巅峰当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天宝元年（742）时，户口数字为九百六十余万户，五千三百万口。但是《通典·食货七》指出，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户，以同样比例计算口数，即将近八千万口！唐代盛时，均田制尚未破坏，人民生活家给户足，消费能力必然比离乱时代更为强大。唐初，还有对外战争，武后至开元之间，国家太平安定，政府收入也丰，因此官方的财力也相当富裕。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消费量大，必然会刺激生产力，导致产品质与量的提升。

有关市场发展的另一项条件是交通网络。此事又可由隋唐行政区划的设计，觇见当时道路网络的观念。秦汉行政单位以郡为单位，郡下设县，又有中央派出的官员巡察地方长吏：在秦为御史，在汉为刺史，东汉的刺史演变为大区域州部的首长，长驻于治所，然后又改名称为“州牧”。两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地方制，循汉之旧不改。这一制度是将全国切割为大块小块空间的区划。隋唐时代，则有“道”制出现。隋时因事制宜，设立一些称“道”的行台，例如：河北道、河南道、淮南道，但似乎并未固定。顾名思义，这些“行台”是中央单位的临时延伸，按照交通的路线行进移动。所举诸例，更显著可见是沿着黄河、淮河的南边或北边的道路移动。东汉建立以前，光武帝皆以北方为“北道”，意指北面一线，同义“东道”是东面一线。唐代地方行政区划遂以道为一级单位。太宗时，因山川形势规划为十道。此后有增有减，多到十五道、十七道，但大致情形不外沿着山谷河道规划为大地区。

玄宗时十五道，分别为京畿（长安）、都畿（洛阳）、河南、河北、河东、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关内、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诸道。长安、洛阳是两个中心，由此辐射成两个网，又互相叠合。益州（成都）与扬州分别为西南与东南扇状网的枢纽。唐代曾有五京五都之设，先后废置不一。除了长安、洛阳外，有五个大都会：凤翔、江陵、太原、河中（蒲州）、成都等。这些都会均是次级网络的中心。更降一级，则洪州、潭州、大名、苏州、广州又在另一层次的地区中心。此外，各处人口众多，位居冲要的都邑，则成为繁盛的州郡，又是更下一级的中心了。综合言之，唐代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中国有四个层次的交通中心，成为全国庞大道路网络的联结点。

羁縻州府的制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于四邻外族的宗主权。如果以内地诸道为中国本部，则羁縻州府是外延的延长线，形成本部的外围。羁縻州府所属外族，如在当地民族斗争中失败，唐政府会将那些外族迁徙于内地，建立侨置的州府，其首领仍是原有的首领。内迁侨置州府，以今日甘肃、陕西、山西为最多。这些侨置州府维持真正自治的时间久暂不一，有的很快即离散或同化，有的则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可有数代之久。例如，回鹘于9世纪内乱，其中一部分内徙山西太原，长期保留部落，最后合并于唐末的沙陀李克用部。

羁縻州府的制度，未见于汉代。汉代在西域设的都护是中央官员，功能为监督西域诸属国；屯田戍卒，如河西敦煌居延各地的侯官，属于边塞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汉代内地有少数民族的郡县，则有“道”的单位来管理新附外族，如蜀郡有拊循蛮夷的若干“道”，日久之后，这些道也改制为县。少数民族的首领，或有封号，如“归义越侯”之类。唐制并非完全首创，隋代已有少数前例，但未大规模普遍设置羁縻州府。明清的吐司制度，则与唐制相当接近，唯以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内地省份为多。明代在东北设立卫所，以当地首领充任长官（如建州卫），同时又不属内地的卫所，与唐制最为接近。

中国东方的这几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及渤海，都曾接受大批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的箕子传统之外，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内乱，辽东为内地人民避难之地；半岛上曾有汉代设立的乐浪、带方、玄菟等郡，内地移民当亦可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损失隋军不少，都在半岛落户。在弥生时代，曾有大批大陆移民陆续移居日本，在九州地区为多。日本传说，秦始皇后裔弓月君曾率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居日本，这些人民被称为“秦人”；又有一位号为汉灵帝王子，名为阿知使主，率领汉人移居日本，这些人成为“新汉人”。今日日本姓氏，还有秦姓、吴姓，自称为秦人、吴人之后。更可注意者，遣唐使的出发地常为九州，而使团人物也以九州人士为主，是则中国移民之后可能是促进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兼容！

国际交易中，谁是赢家？北方的交易，中国以丝帛与茶换取马匹与毛皮及其制品。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官方以丝帛买回鹘马，宋代以岁币输运辽与西夏，在这种交易，中国并不获利，岁币更是白赔！北方邻国接受丝帛，也不是全为自己的用途。大量丝帛经过中亚各国，运销于中东及欧洲市场，博取厚利。自从伊斯兰帝国在中亚与中东建立霸权，海路两条通道运来的东方商品，包括中国丝帛、瓷器、纸张与南海的香料，其中继站的伊斯兰国家，专擅利润。阿拉伯人也在中东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成功；丝帛加工，再转售各处，则利润丰盈。胡商带到中国的货物，以珠宝为多。这些宝石、珍珠、玉石有的产自非洲，有的出自东南亚，珍珠则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暖水为多。中东并无可以贩卖的产品，胡商蕃贾不外顺路转贩。却在中国可以高价出售。中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上，颇多胡贾与珍宝的记载。因此，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伊斯兰世界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及发展东西向的漕运，当是因应当时首都食粮供应的实际困难，却也因此为东南农业及工业开拓了运输产品的路线，使东南产业能以北方人口为国内市场。同时，辽与西夏建国北边，其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大。因此，不仅宋代北方成为东南的市场，辽与西夏经过北方的转输，也成为中国东南的消费市场。这个广大的市场，对于东南经济的发展毋宁有相当的刺激作用。从汉唐中国的规模言之，一方面因为辽（及其后继的金、元）及西夏之建立，大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化为多元多中心的形态。另一方面，广大的东南地区，一跃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南方还可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各自有其特色，也各有其地区性的中心。东南是最大，可能也是最富裕的地区，涵盖了长江下游，物产以丝帛、棉、米为主，五代时吴与南唐即依此富实，独立成国。这一区域，人口众多，外通海运，又有运河联系北方，区内河流湖泊构成水运的网络，大都会有扬州与建康（今日的南京）。浙江毗邻东南，五代时吴越在此建国，既有丝帛、鱼、盐之利，还是越瓷名窑集中之地，哥窑、龙泉窑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地区海港有明州（今日宁波），大都市是杭州，在南宋时成为“行在”，俨然南方政治中心。今日的福建，在五代时为闽国，国小兵弱，居然也能建国一方，主要凭借海外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大港，马克·波罗笔下的世界第一大港。由泉州出发的商船，远至波斯湾与红海，中途又与东南亚印度洋诸港进行贸易。今日福建已不出瓷器，当是则福建本身即生产外贸瓷器。江西景德镇已是瓷窑集中地，产品经过赣水运往泉州，转口外销。同时，外来商贩也由泉州越岭进入江西北上。于是，江西是福建的腹地。洪州（今日南昌）也是东南名都。南宋时，金人追赶宋人，即有一路是循赣水南侵。福建与浙江相毗邻，海上一帆可至，陆路越仙霞岭即可交通，南宋宗室不少寄寓泉州，两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由福建更往南，即岭南，五代时南汉在此立国。自秦汉以来，广州是国际港口，南海商舶云集。广东的腹地，既有西江流域的桂管（广西），也有灵渠连接湘水，将湖南生产的瓷器经广州外销。粤地殷富，自古已著名中外。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下于长江下游。今日越南的交州，在宋时已独立，宋室册封为安南国王，然而仍在大中国经济圈内。

宋代南方诸地，虽有区域性的经济条件，然而竟未沦为分崩离散的地方割据，似与宋代地方官制有关。宋代地方大单位为路，次级为州、军，更次一级为县；各级地方官员，都没有封疆专阃的完整权力。同一级的官员，不是仅有一个省长，或则各有职守（如漕运、提刑、管军的使职），或则副贰相参（如同知、通判）。中央政府居中调度支配的主要力量，则是掌握财源，作为控御地方的杠杆。中央在各地设有各种监官，专司收敛各项特种产业的榷税。同时，宋代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颇为活跃，是以不仅一些行政都市逐渐发展出经济功能，而且关河津梁、山隘、港口，一些原本不是都市的市镇，或在行政都市城郭之外的市集，颇有发展为草市者。北宋时的朱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等都是著名当世的大镇，商贾云集，人口众多，风光竟盖过了附近的行政都市。宋代大小都市呈现线形街道布局，不再是唐代城市以棋盘式布局的区隔为坊里。著名的宋代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线形布局与商业交通的关系。凡此现象，说明宋代经济实力在于各地资源流动的通畅，全国已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联结而成的整体。经济的互相依赖，遂是整合全国为一个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王安石变法时，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 —— 将财政调度与法规制定的权力归属宰辅，其权力之大，不是掌握人事权与兵权的单位可以挑战。因此，宋代政府借经济发展，取得了整合国家的力量，即使地理上有多元的地方经济，其多元的松散却由一个庞大的市场网络联结为一个共同体。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上篇（15世纪—17世纪）

中国历史上，唐代超越了长城线以北，北朝以及辽、金、元、西夏等北族漫过了长城以南。秦汉与明代都以长城为防线。然而，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从科举产生了政府的文官，也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风气后，也产生了文化的保守。有明二百余年，一直到中叶以后，民间才有强烈的反弹。在王阳明以前，儒家思想囿于朱子之学；在万历文风改变以前，明代的文学与艺术、书法，都是四平八稳的作风，这可由“台阁体”的文章与书法，观见其风格！明太祖废丞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文官与儒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其灾害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

明代人口的分布状态，可能也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相应的关系。南宋以来，中国江淮以南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有元一代，北方兵旱不断，人口锐减，明初曾将江南人口大量迁移到黄河、淮水中下游地区，补充当地人口之不足。永乐迁都北京，北直隶的人口增加，卫所军屯及配合“开中”政策的北方沿边民屯，均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北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大致是：南方数省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北方诸省只有南方三分之一。西南各省，也居然有全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明代新引入的粮食与蔬果，都是先在华南发展，然后蔓衍于全国。江南与西南毋宁也比北方先受惠于新进作物，以致整个南方（包括江南、华南、西南），虽多山地，却能维持庞大的人口。

宋、元以来，中国与中东间的航路，已经被各国船舶走熟了。这一条航线大致是由泉州、广州等口岸，沿中南半岛沿岸航行，穿过马来半岛下端，经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继续沿岸航行，经过锡兰（斯里兰卡），驶往加尔各答，或分路驶往波斯湾或红海，也或驶往非洲东岸的蒙巴沙。在这条国际航线上，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国的商人与海员，还可在几个重要的中继港接驳转运。东西贸易的沿线各站，于宋元以后颇多商业利益，凭借这些资源，东南亚与印度洋沿海，涌现了许多新兴的小国。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过沿海的台湾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明代商贾与工业的经济方式，颇有“现代”意义。投资人可以数人合股，成立类似今日股份公司的机构，另聘专业人才，操盘运作，类似今日的专业经理人。有些企业，例如百货业，每一项货品都有专设的单位经营管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孙春阳”条，记载这家苏州的“南货铺”，设有“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与“蜡烛”六个部门，分司收购发卖。无论不同企业之间，抑是同企业内部，专业化已是常态。四柱记账，进出项目及收支数字，每日结算入账，也与今日复式簿记制度，并无差别。

宋代社会，儒生与商贾之间，可能颇有分流：前者以内圣外王自我期许，志在经国济世；尤其理学家们不屑言利。明代中叶以后，风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余英时曾指出，商贾经营事业，其“创业垂统”的自我期许，实与儒生经世济用的观念相通。他称之为“士魂商才”的精神，可能贯注于一些商贾活动。韦伯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现象时，指出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工作伦理，实为资本主义活动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不在勤劳俭朴等项德目，而在此等人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明代商贾活动，波澜壮阔，余英时指出商贾自觉意识，当亦可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 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五胡在中国建国，每一位国主都兼有汉人皇帝与胡人单于的称号。他们大致是以军法部勒北族战士，以汉人郡县统治汉人。当然，那时的汉人，实际是以具有结合豪族乡党的地方自治组织 —— 坞堡自卫。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解散部落，推行三长制，其目的是建立一元的统治。尔朱氏以六镇戍兵，夺取政权，则是北方戍军不甘被抛置于一元结构边缘之故。北周组织府兵，却又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只不过独立于州郡之外的府兵单位，逐渐趋向职能性的文武分途，而不是族群性的胡汉分治。辽、金两朝，都为南人、北人分别设定统治权制，不仅中央有北院、南院两套单位，地方也有戍守的部族军府（例如猛安、谋克），置于汉人州郡治权之外。满人入关建立的二元统治机制，延续至清朝覆亡。满洲八旗与汉军旗人，不论出任官员或戍守驻防，旗籍人员仍属原来的佐领管辖，终身累世不能改变其部落制度的主人与从属关系。即使旗人渗入一般治理汉人的政府单位，担任流官的职务，他们的黜陟进退还是不同于一般汉官的标准。大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相对而言，驻防要地的“将军”，不但指挥戍守的旗营，有时也兼管口岸及交通要道的关税，这一重要职位，例由满员担任，甚至汉军旗人也不能出任将军要职。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国。清朝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援，拓扶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朝的领导之下。

清初，顺治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则为宗教领袖。固始汗取代藏巴汗后，又有准噶尔部侵略西藏。清廷对西藏的政策，则是尊崇喇嘛的地位。顺治九年（1652），清廷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高抬了皇权。嗣后，康熙平定准噶尔部，遂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禅，以分达赖之权，清朝皇帝则是黄教的护法。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通的难题，于是清朝的皇权毋宁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朝皇权，经由藏传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藏传佛教信徒均奉清朝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朝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清人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颇赖晋商从内地运输接济。清人入关，范姓等八家晋商取得皇商身份，纵横蒙古商道。蒙古与汉地之间，不再有战争，商道上出现许多市镇，其中诸般行业，大至茶马买卖，小至客栈面店，均由晋商经营。蒙古王公贵族及小民百姓的日用品，也全由晋商从内地贩运供应。晋人从商者，尤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处为多，呼朋引伴，奔走四方。晋商富户之财产白银，竟足以在清廷喀部、准部诸战后，为清廷支援军姿。嘉道以后，晋商发展票号，先是以汇兑业调节各地资金多寡有无，也博取各地的白银、铜钱之间的比率差额，继而放贷有利润的买卖，博取盈余。至咸丰以后，国家多事，晋商又以接济官府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在清代末叶，晋商票号，已俨然掌握当时金融业的大部分，存放数字各有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礼仪之争”可谓世界史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最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在转译基督教教义时，借“天”与“主”，合为“天主”，作为基督教至高无上唯一真神的名词，后来又借中国经籍中的“天”与“上帝”，作为神称。早期耶稣会会士，并不禁止华人教徒祭孔祭祖，以为二者并不是宗教行为，毋宁只是纪念的仪式。明末，多明我会会士也来华传教，对于耶稣会会士的上述作为有所不满，便向朝廷指控耶稣会会士曲解教义。这种修会之间的争执，又因教廷政争，扩大为教廷与欧洲各国诸侯之间的明争暗斗。1704年，教廷命令从此仅用“天主”一词，不得再用“天”与“上帝”的称号，也禁止教徒有祭孔祭祖的仪式。教廷派遣使节来华传达教宗的谕旨，康熙遂命令教士选择：留华传教或是遵从教宗谕旨，后者即被驱逐出境。嗣后教廷多次重申禁令，1773年教廷谕旨解散耶稣会，1775年谕旨送到中国，在华耶稣会解散。康熙晚年正式禁止西方传教工作，由此直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开放教禁。

西方科学对中国有长远影响者，一在历法：自从西方历学引入钦天监，虽然中国的历法仍是阴阳合历，但其测算方法全从公历，过去传统测算及元代传入的回回术，均不再使用。自古以来，民间遵用官家的正朔，自有了西法测算，中国人计算时节的历法已相当精准。这一改变，大家习焉不察，其实还是生活中之重要事项。

绘制中国地图，当时西方学术在华另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了中俄谈判，传教士张诚参加谈判工作，康熙始了解地图的重要性。经过长期规划，购置工具，训练人手及制定标准尺与经线长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传教士白晋等人配合中国人员，开始全国实测工作。十年之后，《皇舆全览图》完工，其涵盖地区包括满洲（今日东北）、蒙古及内部诸省。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测编绘的地图，雍正、乾隆两朝又增加了西部地区的地图。乾隆时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地区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北至俄国北海，南至印度洋，其实已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并不限于清廷统治的疆域。这两幅大地图，又分为许多分图及分省图，不仅是当时地理学的重大成就，也是此后中国绘制地图的母本。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18世纪，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应有明晰观念。这两幅地图，为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是空前大事 —— 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因有自我国族定位⁵。

第八章 百年蹒跚（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对于上述挫败的反应。洪秀全等人身处广州附近，对西方列强有一定的认识，也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宗教意识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楬橥的主张，竟以“拜上帝”为号召！然而，他们的组织仍自囿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团体的特性，又因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已有相当的隔绝，是以太平天国运动呈现了无法提升其境界的局限性，其精神资源不能与中国文化交融，其人力资源不能超越两广人口，也不能吸纳知识分子参加，反而激发了曾国藩、左宗棠组织以乡绅为核心的湘军，高揭捍卫儒家文化为号召，终于击败了太平天国。

义和团运动是另一模式。西方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不以教义赢得群众信仰，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力量为支援。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引发了无数“教案”，最后汇聚为义和团这次“本土运动”，盲目而又整体地拒绝外来事物。义和团运动因群众来自社会下层与乡村，其诉求的局限性不仅不能吸引知识分子，反而激起后者的反感。同时，前述政治组织的僵化与社会的解体，全国没有整体性，以致东南各省自保，各地市绅也自保。清廷对于义和团引发的八国联军，遂无法启动足以抵抗的资源与机制。

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秩序，本来不必以国族为号召。自从秦汉帝国以来，“中国”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以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这一建构的血统谱系，遂成为清末章太炎等人用以代替清室年号的黄帝纪元。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转变，其演变的轨迹是：每次外来的侵侮，即引发内在的反应，一步一步由寻求实质的船坚炮利，走向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再从民族国家的理念演变成孙中山的多元秩序。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如日耳曼人的德国），也不必借助信仰以笼罩诸族（如天主教的公教秩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如犹太民族主义）。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

现代交通路线，铁路与公路皆能快速运输大量货物，直接联结沿线城市。于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市场系统，原本是一个笼罩“点”和“面”的网络，遂为“线”形的铁路、公路与水运航路切断割裂。当然，在现代交通路线尚未渗透的内陆地区，传统的市场网还可存在，只是全国的大网破裂，不但导致国家财富因为外贸逆差的漏危而不断流失，也使国内财富的流转发生偏差，不能经过区间贸易，将财富不断重分配于各地区。任何国家本来就不免有区域的贫富不均，但这一巨大网络的破裂，导致中国从此沿海地区富足，内陆及偏远地区长沦贫穷。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更为显著。总体言之，中国外贸逆差，流失的财富，因此再无补偿。

近代中国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其最初发轫点，自然是舶来商品侵入中国市场。其他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一是交通道路设施，一是现代工厂的生产。两者都由引入外资开始，再逐渐有中国自己的延伸发展。

后言

19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上所经历的挫折与屈辱，造成了中国人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结，更强化与深化了上述中外隔离冲突的心态。然而，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加速进行的时代。世界各地区之间，将难有区隔。中国曾经自成局面，俨然东亚天下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俨然有自己的过程。其实，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国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

中国人在灾难之后，必须重新振作。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在最近的未来必流入大洋。在彼此相通的海洋中，长江、黄河的水滴，将与别处的水滴混合。那时，中国的江水河水、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刚果河 · · · · · · 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雪满巴颜喀拉山，摄于2017年11月9日（图片来源：新华网）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任何复杂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依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做认同的文化基因。

细分而言，应当有沿海的族群、北方高原和大平原上的族群，以及中部湖泊河流地区的族群，各自有其血统传承的特色。在新时期时代，人类发展了生产食物的方法。这些人类的不同族群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也决定了各处人群的文化传承甚至血统的变化。

前面所说的新石器文化前期几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发展到巅峰时，不仅具有广大的领域，还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它们必然在自己的地区对周围邻居产生一定的吸引力，甚至控制力。于是，这个大的文化体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归属和认同感，将一个地区的人类集合为某种特定的民族。这种发展过程，会抹去原来不同族群间的各处差异，而使他们自认为同类。同样的，本来是同一族群的分支，在面对强大文化圈的引力和压力下，那些原来是同族的群体却分别被吸入不同的文化圈内。这种分分合合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出现，它对构成族群界分的作用，其实比生理基因更为显著。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被和平地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 —— 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舜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被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的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太稳定 —— 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做领袖。从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来看，这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起来，其力量会超过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域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会盟，甚至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补注

Last updated: 2023-05-01